胜道起名网
编者按：
没有人会想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这样开端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
如今这个时代，科技飞速发展，各国医疗卫生条件大为改善，特别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无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是医疗卫生条件，首屈一指。然而，各个国家在面对全球疫情时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
中国在疫情出现第一时间，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举国体制优势，广泛动员、全民参与，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打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毫无保留地与各国分享抗疫经验、无私提供医疗援助，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抗疫为何能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一些西方国家为何在疫情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效果不如人意？如果单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进行分析解读显然失之浅薄了。日前，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西文明比较系列丛书作了第一篇序《战国与希腊》。作者在这篇18000字的长文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这一重要观点。此文在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背景下，引发学术界和思想界对中西文明比较的深度讨论。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文明，理性看待中西文明差异，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将大有裨益。
静心，深思，智慧和启迪就在字里行间里。
1
这几位思想家都“翻身”了
亚里士多德死后，被思想界冷落了七八百年。他逃匿到马其顿的经历成为他的污点。流传下来的希腊罗马文献对他极尽讽刺，什么“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依赖强权者”等等。直到中世纪宗教家们为了用他的思想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才重新获得崇高地位。他的著作保存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后来被阿拉伯人获取翻译，又经过十字军东征带回了欧洲，推动了文艺复兴。
△亚里士多德 | 图源网络
伊索克拉底受冷落时间更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认为他的自杀是天谴，是因为他与腓力合伙诱骗了希腊。他的墓园立柱顶部，树立着一尊以歌声惑人的海妖塞壬的雕像。直到近代重新讨论马其顿帝国传播希腊文化功绩时，他才得以被重新评价。
、
△伊索克拉底 | 图源网络
荀子身后的命运前面已经说了。再补充一段。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决意赴死前写的《仁学》痛骂荀子。他认为，中国历代王朝不管表面上用什么意识形态，根本上就是荀学。“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乡愿工媚大盗。”梁启超骂得更狠，说荀子就是引法入儒、导致专制主义维持两千年的罪魁祸首。
然而，三十年后，不断“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决裂”的梁启超在去世前不久（1927年）为荀子翻了案。
△荀子 | 图源网络
荀子的头号“罪证”是“性恶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但梁启超千辛万苦为“伪”字找到了另一个解释：在战国时代，“伪”的古汉语原意不是指虚伪，而是指改变。（“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为之伪”）。荀子并非认为“人性本恶，唯有专制”，而是认为“人性虽恶，但能够改变”。因此既要有严刑峻法以应对人性之恶，也要有仁义道德以培育人性之善。这就将其与孔孟之学统一起来了。
这三十年，梁启超看过了美国门罗主义，看过了一战，看过了国联破产；自己干过维新、干过共和、组过立宪党，搞过二次革命。最后回归学海。他看懂了中国，也看懂了自己。
△梁启超 | 图源网络
终于，他为荀子改了这一个字。
近代史上重新评价荀子的，不仅是梁启超。章太炎把荀子尊为孔子之后的圣人；胡适认为荀学与同时代各学派皆有关系；郭沫若说荀子是杂家之祖；冯友兰评价荀子在中国历史地位如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最后，毛主席说，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很欣赏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观与“法后王”的历史观。
这几位思想家的命运，说明每一个文明内部，每一种精神追求，都蕴含着巨大矛盾。在人类社会进程上，不存在某种能解释一切的理论，不存在某种普世的绝对原则。每一个致力于改变真实世界、而不是构建乌托邦的思想家，终有一刻，都会面临着不可自洽、相反相成的痛苦。但这痛苦和矛盾中，也孕育着相辅相成的未来之路。要敢于不向任何一种绝对性低头，要敢于在不可能处创造可能。
2
中国与欧洲真应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当今时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恰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
希腊人对自由的热爱，让“希腊人”从种族的名字变成了“智慧”的代名词。说谁是“希腊人”，就是说他是个智者，不管他出自何方。中国人对秩序的热爱，则让中华文明成为了唯一同根同文并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文明。
很多时候，文明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拿科技为例，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就没能产生出近代科学。从制度上说，当对秩序的追求到了极致的时候，便会阻碍效率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失去创新技术的动力。从价值观上说，极端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忽视了对客观世界的逻辑推理，造成理论、实验和科技互相隔离，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希腊文明的科技成就虽是受亚非古老文明已经积累的数学、天文、工程学知识影响，但毕竟是希腊，而不是亚非古老文明，将这些文明成果做了集中转化，奠定了未来欧洲科学的基础。这是中华文明要始终向希腊文明学习的地方。
中国，不是唯一的大一统文明。但所有的大一统文明，首要的价值基础都在于长久和平。长久和平带来的稳定，混乱自由带来的创新，哪个更值得追求？这涵盖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无穷争论，可以说是不同文明价值观之争，永远没个定论。即便在希腊罗马文明内部，对很多问题也会有不同答案。如有古史学家说，罗马在产生智慧方面，远远不如希腊。所有哲学与科学，都是希腊产生的，罗马只不过产生了几个诗人与工匠。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政治架构，就不会有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如有政治学家说，只有按雅典那样按抽签决定治理权的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混合政制，雅典精神将永远只限于一个几万人的小城邦，而不会发展成世界性文明。
不同的答案，正是不同的路径。保留这些不同的本身，恰好是为文明日后的升华留下可能。多元与矛盾并存，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
因此，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发展进入爆炸式创新的前夜，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自由带来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危机频繁爆发，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秩序的宝贵。对于自由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秩序，以防止瓦解；对于秩序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自由，以激发创新。问题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选一，而是在哪个环节加强自由，在哪个环节加强秩序。
过去，验证一个理念，甚至需要数百年时间，数代人去重复错误。而今天，在技术革命下，几年之间就能看清来龙去脉。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为此，中国与欧洲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本文作者系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